霍士其滔滔不绝地讲述刘伶台案前后经过的时候，霍伦一直都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不开腔，不插话，不发问，也不赞叹感慨，连咳嗽都没有一声，就那么安静地坐着，听着……
其实他也没怎么听。刘伶台案也好，贡院舞弊案也罢，这些事和他的距离都是无比的遥远。他今年虚岁四十有二，从十六岁走进屹县县衙做个抄抄写写的小书办算起，至今已经有二十六个年头，二十六年单调枯燥的文牍生涯，早就把少年时曾经有过的一颗滚烫灼热的进取心消磨得干干净净。这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从来都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自打二十一岁那年州学试考中秀才之后，到现在他也再没进过考场。他知道自己没有那个命数，也就从来没有奢望过在功名上再有什么进步。他觉得，做书吏也未必就不是一条出人头地的路，与其硬着头皮去挤龙门，还不如守在衙门里苦巴巴地熬资历；这条道走好了，很难说将来的造化就不如人。他也确实做到了。二十六年中，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书办一直做到现在的主簿，还挣到了从八品下承务郎的品秩。不管他的这个承务郎是怎么来的，也不论别人又是如何看待他，至少他自己对自己非常满意一一除了乔准，整个端州，甚至是整个燕山，都还没有一个举子能做到他这个秀才的成就；这一点尤其令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不过在沾沾自喜之余，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和遗憾。让他烦恼的是，因为他仅仅是个秀才，所以承务郎大概就是他这辈子仕途的终点了。他遗憾的也就是他只有一个秀才的功名！唉，假如他是个举人的话，那他现在至少也是个上县的县丞，说不定还能当个中县的县令；那样的话，等到他致休的时候，朝廷会循例赠他个七品的官身，他的子孙也就能享他的福有个恩荫……
每每一想起这个事，他就忍不住扼腕叹息。早知道有今天，早年间他就是咬牙吃苦也要考个举人回来！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虽然科场不分长幼，笔耕到老耄耋应试的事也有耳闻，可他现在公务俗事一大堆丢不开手不说，关键是提不起那份心劲。应试应试，话说说容易，可真要横下一条心煎熬三年，他肯定做不到。
夏天里，他也趁商成巡视燕东的机会，悄悄请托霍士其替自己谋南郑县令的差事。但是他很快就为自己的荒唐做法而后悔得不得了。他一个秀才真要是做了县令，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朝廷追究下来，别说他的县令做不长久，商成也得吃不下兜着走！好在事情后来没了下文，他才渐渐地安下心。
他想在致休时有个官身，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做事多出政绩，看能不能靠着积攒政绩和考评再升一级品秩。不过，这事也很难。关键就在他秀才的功名上一一对一个秀才来说，八品承务郎本身就是特例了，没有超群的奇绩就绝不可能再进一步。
好在业已发达的十七弟并没有忘记他这个六哥，把主持酿造高浓度白酒的大事交托给了他，还特意当面嘱咐他，这事做成的时间越短，功劳就越大，而且可以按军功计，轻飘飘就能升一两级。而他也没有辜负霍士其，很顺利就完成了这个本来以为很艰巨的重任。
可酒是酿成了，他却又有新的烦恼。
这高浓度白酒的利太厚了。就按现在作坊里七斤粮食出一斤白酒计算，最少也是对半的毛利。即便霍士其当初就告诉过他，这白酒利厚，可他从来就没想过这辣得刺喉咙烧心口的高浓度白酒的利竟然厚到这地步。这酒不仅利重，还供不应求，县城里几家大酒楼的伙计随时都盯着作坊，这边一烧火，那边就有人拿马匹驮着现钱来买，开口就是这一灶我全包。全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卖给谁不卖给谁都不好，到最后他没办法，只好打着公务繁忙的旗号窝在衙门不出来。可衙门也不是清净地界，下属同僚都在替人捎话带话，就连关系稍见好转的乔准，也拐弯抹角地打听作坊几时烧灶几时出酒……
找他的人还有刘记货栈。刘记的大掌柜高小三爽快，每斤白酒加价十文，条件就是作坊出的白酒货栈要买走一半。上京大商号永盛昌的一个掌柜更豪气，情愿每斤加价二十文全包不说，还请他去上京起作坊，只要他答应让永盛昌在作坊参股，起作坊的地皮以及其他所有费用包括销售在内，通通由永盛昌一力承担。为了取信他，永盛昌的袁掌柜甚至愿意当场给他立字据。
货奇利重，这本来是件好事。可他现在犯难的就在这重利上。一边是做梦都没梦见过的银钱，一边是能作军功计算的功劳，一边是富，一边是贵，一边是富甲一方，一边是荫蔽子孙……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选择，他简直都有点茫然无措了。他这趟来燕州，除了表功和报喜之外，也存着找商成和霍士其商量的心思。他希望他们能帮他拿个主意，看他是做个富家翁比较好哩，还是拿它换一级品秩。
霍士其的态度很鲜明一一换品秩！白酒利厚不假，可必须拿粮食做这种酒，酿得越多，消耗的粮食就越多；而燕山是边镇，绝不允许有粮食的大宗交易，单止这一条，就决定霍伦绝不可能大量地酿制白酒，想靠它富甲一方也就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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