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明，辽东马匹多仰仗于太仆寺下拨马价银以应急，辽东边方马匹越来越依赖于太仆寺马价银的供给，从而出现明朝财政严重不支之窘况频繁发生。
所以一旦清查太仆寺，就一定会涉及辽东苑马寺，太仆寺每年支边的军马之费如此高昂，就是因为辽东苑马寺已无法发挥其补给辽东战马的功能。
小鞑子要钻的空子就在这里，太仆寺和苑马寺在行政上不是一个系统，但在经济上却无时不刻地起着帮扶作用。
努尔哈齐扬唇一笑，
“确是祖制，如今执行有碍，无非是因为皇亲国戚为一己私利，过度侵蚀草场之缘故。”
“依儿子看，要论起重振马政，父亲可比那些皇亲国戚有用得多了。”
李成梁看了努尔哈齐一眼，道，
“马政之弊，人人可见，侵蚀草场的皇亲国戚，又不止一家一户，我若是另行上疏，岂非太过惹眼？”
努尔哈齐道，
“父亲不必将矛头直接指向皇亲国戚，只说牧军负担过重，逋逃日众，此为辽东民生之象，何来惹眼之说？”
晚明辽东的牧军家庭的负担的确相当沉重。
苑马寺对于牧军实行严苛的军事化管理，迫使其从事牧业生产，并且军余也要参与养马，其额定养马标准为每军养马二匹，余丁每名一匹。
随着辽东苑马寺衰落腐化严重，牧军和军余实际要承担的是远远超过额定标准的养马数额，而且还要为苑马寺服各种沉重的力役。
而且晚明的体制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一个政策执行下去，无论好坏，最终都是一个官僚体系的底层承担最严苛的后果。
辽东马政亦是如此，马政越是衰颓，上层官僚就越是强调把马匹减少的损失转嫁于牧军及军余身上。
于是晚明辽东的很多牧军和军余不堪忍受苑马寺之层层盘剥，纷纷选择冒死逃亡。
“现在建州已经够困苦的了，辽东的牧军还逃来好些要投奔儿子。”
努尔哈齐略带无奈地笑了笑，好像他全不愿接收这些来投建州的牧军似的，
“都是因为马匹倒损、亏欠，苑马寺要向其追赔闹的，牧军都是在大明犯法戍边的囚犯，即使逃到建州，儿子也不敢将其编入旗下。”
“可他们即使是在建州当‘阿哈’，都不愿再回苑马寺当牧军，弄得儿子都不好赶他们回去了。”
李成梁沉默片刻，道，
“这些牧军消息倒还挺灵通啊，连皇上要清查太仆寺他们都知道。”
努尔哈齐摇了摇头，道，
“他们不知道，这清查太仆寺的消息，是儿子的手下马三非去马市卖马的时候获得的。”
“上回父亲要儿子去攻打瓦尔喀为朝鲜分忧，那时恰好俘获了一批战马。”
“马三非在马市上的人脉甚广，儿子便让他将那批马拿去马市上卖，一来二去就知道太仆寺的动静了。”
努尔哈齐能通过马市和辽东苑马寺的负责人勾兑上，的确不是甚么难事。
辽东苑马寺除自身孳牧外，其获得马匹主要有两个渠道。
其一是贡马，这贡马其实也可以算作女真、蒙古每年规定向朝廷“朝贡”的一部分。
贡马除运送至京或分给辽东各卫以外，辽东苑马寺也收养部分马驹。
其二就是辽东马市贸易，但是无论是朝贡还是马市都不能为辽东苑马寺补充马匹提供顺畅的通道。
这种情况到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称汗后公开与明廷分庭抗礼时变得更加严重。
抚顺之战后，后金与明廷断绝了马市贸易，尔后努尔哈赤逐渐征服了蒙古诸部，辽东从马市获取马匹的渠道也彻底被阻塞。
“牧军过得是太过辛苦。”
李成梁应了一句，也没要努尔哈齐将那些逃跑的牧军遣送回来。
即使他知道努尔哈齐不会拒绝这个看上去相当“合理”的要求，他也没对努尔哈齐开这个口，
“可纵使我因此上疏，也未必能改善辽东牧军的处境。”
努尔哈齐笑道，
“未必要真去改善，只要父亲能做出一个要改善的姿态来，那些侵占草场的皇亲国戚不就不敢驳了父亲的面子、不敢不收父亲送去投资海贸的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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