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阿兰德龙这家伙的底色，弄不好真不是那么干净。
他在银幕上的枭雄风范也许压根就不是演出来的。
要套用几十年后国内某位小眼睛明星说过的话，那就是，“黑社会有什么不好演的，我有生活啊。”
于是没辙，宁卫民回到房间就打电话给了皮尔卡顿的助手高田美，请她代为帮忙联系保镖和租车的事儿。
想了想觉得或许戛纳已经不好找了，就又补充说，不行哪怕从巴黎调人来也没关系，费用他不在乎。
而他也压根就没敢让松本庆子跟自己上车，只是单独赴约，坐两个“保镖”的车去和阿兰德龙见面。
不过有一说一，阿兰德龙办事虽然有时候有点用力过猛。
就像这两个保镖，人选尽管不太符合宁卫民的心意。
但他这种雷厉风行，自作主张行事风格，在某些事上还是挺让宁卫民满意的。
就像落实《李香兰》展映一事，还有在影节宫地下市场买展位的事儿。
当宁卫民来到影节宫附近的咖啡馆时，具体条件阿兰德龙已经基本替他都谈好了。
展映的时间放在影节开幕之后的第三天，上午一场八十人座的放映厅，下午一场三百人座，上午场十万法郎，下午场二十万法郎。
展位最早也得四五天后才能有空缺，大概一个标准摊位是二十万到三十万法郎。
对此，宁卫民也别无异议，虽然有点小贵，但那是对经费不足的影人来说的，对他可不是多大问题。
毕竟这是临时插队，能这么痛痛快快把事儿定下来挺好，要比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可强多了。
所以他到了之后，也就是在阿兰德龙的介绍下和组委会负责展映工作的一个法国人认识认识，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吃了顿早餐，顺便着闲聊了不少电影节的花边新闻而已。
等到吃饱喝足，几个人一起回影节宫的组委会办公室，宁卫民来签字交钱，这事就算是基本定下来了，毫无波折。
唯一值得一提的，倒是宁卫民又通过阿兰德龙，发现一个匪夷所思的电影节潜规则。
敢情对于真正的国际大腕，戛纳电影节组委会规定了付费采访这一生财之道。
举个例子，今年竞赛单元《酒心情缘》的美国导演巴贝特·施罗德的采访价是一万法郎，而去年马丁斯科塞斯带着《八小时之外》来戛纳时，采访费达到了一万五千法郎。
至于像阿兰德龙这样没有影片参展，只是来凑热闹的人，只要咖位足够，每个记者也需要交五千法郎的费用。
但这部分采访费只是针对欧美地区外的记者，对于欧美记者采访可是免费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化话语权上的地域歧视。
实际上就在陪着宁卫民办事儿的这个过程里，阿兰德龙前前后后接受了十几个记者的采访。
有的时候由于是几人一起采访，所耗时间不够半小时左右，居然他就能轻松入手三四万法郎。
不得不说，这个年代的欧美明星活得是挺滋润的，半小时就能赚到普通法国人半年的收入。
单论这半小时，比每天能拿到一百二十万法郎利息的宁卫民赚钱速度都快呢。
再接下来，当然就又是娱乐时间了。
说到这里就得说法国人喜欢享乐的天性真不是盖的。
实际上都不用另找地方，有阿兰德龙这个老鸟引路，宁卫民这这才知道合着影节宫里就有夜总会性质的赌场。
楼下是电影节这么严肃的文化活动，楼上就是引人堕落的销金窟，这么扯淡的事儿居然是真实发生的。
大跌眼眶下，宁卫民也不知该如何评价了，也只有用旅行支票像阿兰德龙一样，买了二十万法郎的筹码，跟着这位花花公子，去见识一番。
阿兰德龙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在大厅赌，那是必须要进大户室的。
大户室不设门坎，只是最低投注起歩比较高，外面大厅有一百、二百、五百等不同起点，而贵宾厅最低每局一千法郎。
阿兰德龙一看就是这里的老客，直接坐在了二十一点的赌台上开始了奋战。
宁卫民站在他的旁边看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悠悠然换了其他赌台去转悠。
几十年后的信息时代，几乎众所周知，国人是世界驰名的赌族。
站在赌场里，你四下一望吧，起码有一半是东方人的脸，不用上去问，十有八九，不是华侨就是华人。
所以几十年后，大多数的赌场经理对华人总是格外优待，对东方脸分外地殷勤。
因为这里的人都知道，被叫做“老中”的华人才是最善于豪赌的赌棒，赌台上给小费从来也不眨眼，出手大方。
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哪怕来自餐馆，衣厂，从老板到工人，从大厨到车衣女工，都会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又送给了赌场。
有的老华侨，辛苦一生，把仅有的收入都交给了赌台上。
要是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们会笑着说，“零存整取，早晚有一天我给我它捞回来。”
不过在这个年代，华人的赌性之大还没有被世界的赌场老板们广泛认识到。
宁卫民作为这里原本就不多的东方面孔，无论是在二十一点，轮盘赌，巴卡拉纸牌，还是骰子赌台前驻足，都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而且宁卫民也确实属于一个华人里的另类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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